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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正启新话“岁朝”******

  赵文成

  “元正启令节,嘉庆肇自兹。”这是晋代诗人辛萧咏年的诗句。元正亦称“元旦”,是每年的第一天。一年节令时序开启,美好喜庆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到来。因之,普天同庆,天下齐欢。

  元正,又称一岁之朝。人们为了庆贺这个岁首之朝,往往或歌以诗,或绘以画等,采取多样的形式表现出对新年的期盼与欢愉。“岁朝图”应运而生。《汉书•孔光传》云:“岁之朝,曰三朝”。颜师古注:“年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春节便被称为“岁朝”。“岁朝图”(或称“岁时清供图”)或已产生。它通常以静物为素材,配以贺岁的诗词,通过画中物品名称的谐音、民俗寓意或历史掌故,以祈求新年好运,春意盎然,让奔劳一年的人们,感到亲切温暖、欢慰欣悦。

  据有关文献载,“岁朝图”始于唐代,至两宋,在宫廷中正式兴起。历史上著名的艺术家皇帝宋徽宗赵佶,每逢春节将临,便命画院的丹青妙手描绘冬季不能见到的花卉禽鸟,陈列在宫中以增添岁朝的喜庆气氛。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幅“岁朝图”应是北宋赵昌所作的《岁朝图》,该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统而观之,此图画面巨大,花团锦簇,铺天盖地、不留边隙地铺排,使之显得典丽浓郁,灿若云锦。适逢花开,恰瞻新岁,细审此图,画心一座空灵通透的湖石,右傍一石亭亭如笋,四周或以雅洁的梅花、红艳的山茶、清雅的水仙和美艳的长春花为素材,以朱砂、白粉、胭脂、石绿为基调,广施铺陈,巧饰取舍,从而使此图繁而不乱,色彩和谐美艳。这种铺排有序的安排,让画面展现出如蛰伏在四九寒天里的勃勃生机,透露着春天的讯息。这种意境富于清逸之诗趣,醇厚而有余韵,正是这幅画作流传千载而令人回味的审美所在。

  画家赵昌以擅绘闻名,他长于写生,擅画花果,多作折枝花、兼工草虫,注重对景写生。宋人范镇《东斋记事》:赵昌“每晨露下时,绕栏槛谛玩,手中调色彩写之”。又自号“写生赵昌”。

  由此可见,从宋元始“岁朝图”就已是岁末年初文人雅士应景的题材,从宫廷到民间莫不如此。其后,诸如明宪宗朱见深的《岁朝佳兆图》以及民间或以“钟道迎福”“百(柏)事(柿)如意”之类为题材的吉祥寓意图等,无不如此。同朝传诸后世的还有仇英的《岁朝图》。陈洪绶的《清供图》瓶中插梅,花绽新蕊,玉兰轻舒,素雅中带着清冷,虽佐以山茶吐丹,仍是“几点寒英,用尽东风力”,给人以新岁明艳清新之感。其后的任伯年、蒋廷锡、吴昌硕等无不喜作《岁朝图》。

  在民间,“岁朝图”同样以年画的形式出现在百姓的新年庆典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乾隆年间以苏州桃花坞画家蔡卫源绘制的《岁朝图》为粉本,木版刻印的“姑苏版”年画《岁朝图》。这是一幅承前启后、能够反映清朝中期画院画风的年画作品之一,描绘的是一处高门大第的庭院,亭台、楼阁、水榭以及新年清晨人们欢娱的活动场景;远景是披雪的山脉,近景是爆竹点火的孩童与折梅的仕女。全图是以西湖孤山附近的行宫为背景而创作的。关于画家蔡卫源,传不详,仅在该作品中记有其名。此画在构图上受到南宋和明代院体画的影响,画面中树石、仕女、童子吸取了宋元以来花鸟人物的传统;同时,又受到西洋“泰西画法”的影响,采用了焦点透视和固有的中国散点透视相结合来表现建筑,其比例大体相称,层次丰富,纵深感强。这两种表现形式结合起来,既典雅工细,又不拘泥于传统的视角。画面上的诗文题跋,写出了春节的热闹祥和:“梅雪争春斗渐开,炮声催转岁朝来。红炉围座麟儿嬉,老翁携杖步琼台。”

  醇厚的节令民俗审美,令人心驰神往。“岁朝图”的题材,正是元正节令的一种审美注脚。从“岁朝图”的绘画题材看,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为花鸟奇石,一为人物图绘,另有岁时年景。其花鸟奇石类,常以瓶花为核心,点缀些许器物、仙花、瑞草、嘉果、奇石、文字吉语、古砖文玩等。这些花草果蔬,无不有着吉祥如意的含义。梅花象征着报喜,牡丹寓意富贵,瓶中荔枝意味着平安吉利,祥和欢喜。人物图绘类则是借助于神祇,悬挂钟馗、祖先等,祈祀驱邪降福。岁时年景类则主要描绘人们新年的欢乐场景。

  关于“岁朝图”岁首之庆,今人汪曾祺曾有评说。他在一篇散文中写道:“曾见一幅旧画:一间茅屋,一个老者手捧一个瓦罐,内插梅花一枝,正要放到桌案,画上题曰:‘山家除夕无它事,插了梅花便过年。’这才是真正的‘岁朝清供’。”

  画作的背后,体现的是中国人独特的审美品位。唯有尊重自然,顺应规律,回归质朴,才能撷取大自然最美的春意。岁朝清供,其灵魂就在一个“清”字。

  传统的节日风俗,包含着人们对生命的自我关爱,为生命的延续赋予了诸多新意。闲话“岁朝清供”,为历史存照,为文化拂尘,为中华传统文化扬辉,无疑是一件令人心旷神怡之乐事,我们身在其中,乐其乐哉!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3年01月19日   第 12 版) 

经典常新:苏州评弹的传承之道******

经典常新:苏州评弹的传承之道

——评盛小云领衔编演的长篇弹词《娜事xin说》

潘讯(江苏省文联网络文艺传播部主任,文艺评论家)

  如果盘点近两年长三角评弹界的演艺盛事,不能不提到由苏州评弹领军人物盛小云领衔编演的长篇弹词《娜事xin说》。去年金秋以来,《娜事xin说》在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巡演,在江南听客中引发了现象级观赏热潮。

  《娜事xin说》为什么能火?原因至少有三:一是原著的魅力。《娜事xin说》的蓝本为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这是民国鸳鸯蝴蝶派的经典之作,1935年即有《啼笑因缘》弹词改编本演出,80余年来经过几代评书艺人的努力,《啼笑因缘》得以跻身评弹经典书目行列。二是盛小云的号召力。盛小云是当代评弹最为优秀的艺术家,嗓音清丽婉转,表演细腻传神,说唱《啼笑因缘》三十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盛小云的演出团队也是一时之选,高博文、吴新伯、施斌、吴伟东等,都是具有深厚功底和创新能力的一线演员,演出阵容可谓是苏沪两地评弹艺术家的强强联合。三是全新编演形式的吸引力。编创者从原版《啼笑因缘》中拎出樊家树与何丽娜的爱情线,重新编排出九回书,分三场演出。这种演出形式和分回设计,既非传统长篇演出形式,又不同于一般的中篇表演,三场演出既能贯通连缀又可独立成篇,近似于戏曲的“连台本戏”。这是适应剧场演出的主动调试,这种编排创新拓宽了当代评弹长篇书目的表演形式,吸引了更多层次的观众走进剧场欣赏评弹演出。

  长篇进剧场的背后,是评弹人对当代长篇书目生存状态的焦虑与突围。近几十年来,评弹界主要编演力量都投入中短篇的创作中。作为苏州评弹生存方式和存在形式的长篇演出则处在持续衰落中,不仅传统书目丢失、表演书回萎缩,新编书目更乏善可陈。演员无书可说,观众无书可听,长篇书目的书场生存陷入尴尬之中。当代评弹并不缺乏好演员,缺的是好书——优秀长篇书目。出于对当代评弹发展症候的清醒认识,以及对评弹传承规律的深刻把握,盛小云带领她的编演团队前后耗时八年之久打造出这部《娜事xin说》,赋予了苏州弹词《啼笑因缘》以新的面貌。

  长篇弹词《啼笑因缘》的经典性来自小说原著的恒久价值。作为通俗小说文本,《啼笑因缘》的魅力在于将言情与武侠糅合,通过曲折动人的情节讲述了一出爱情悲喜剧;在于用20世纪30年代新的时代观念来审视市民世界,来表达金钱与爱情的对峙与冲突、肉身与灵魂的合一与分离。但是小说文本并不能直接搬用到弹词表演中。作为流行于市井中的说唱艺术,弹词本在小说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再通俗化”的过程,评弹编演者以民间道德和市民伦理对这一出爱情悲喜剧进行了改铸。“再通俗化”的改铸,涉及情节元素的挪移、叙事节奏的调整、人物形象的重塑、美学风格的重建等多方面,这是通俗文学经典与评弹表演艺术的碰撞融汇,是评弹艺术演进与时代审美心理的交糅合流。传统不是简单保留和复说,活的传统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的重新建构。今天要创作一部“剧场版”《啼笑因缘》,就是要以当下的接受视野和文化观念对这部长篇弹词进行新的改铸。

  《娜事xin说》的编创团队由徐檬丹、傅菊蓉、胡磊蕾三代老、中、青评弹编剧组成,他们在文本的“重新建构”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主创人员将戏剧性冲突聚焦在了这场爱情悲喜剧中最深情、最痴迷、最纠结的何丽娜身上,增写了《北洋春》《送花会》《梦咖啡》《吉祥胡同》等原创书回,推演出很多合乎情理的故事情节和细致微妙的心理刻画。通过当代的审美理念和艺术语言,强化和丰富了《啼笑因缘》的情感章回和书中人物的心路历程。盛小云重新解读了何丽娜这个人物。原创书回巧妙地嵌入传统回目中,弥合出一条完整的樊、何“恋战”叙事线,并由此映衬出何丽娜的性格命运。盛小云塑造的何丽娜,一笑一颦款款深情,举手投足楚楚动人。但是,盛小云的表演又拿捏分寸、柔中寓刚。通过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情节设计、缠绵缱绻的情感倾诉,逐步向听众揭示出在何丽娜美丽痴情的外表下,还有一条更富魅力的性格潜流。何丽娜迷恋而不沉溺、深情而又自省,她在情感冲突、爱情纠葛中“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成为这个人物最可爱的品格。对何丽娜性格潜流的揭示与凸显,不仅是盛小云对何丽娜的成功重读,也将弹词《啼笑因缘》的审美价值推进一步。

  当然,九回书还不是盛小云版《啼笑因缘》的全貌,《娜事xin说》应是盛小云“常说常新”愿望中的一块“试验田”。从《啼笑因缘》全书来看,拎出樊、何“恋战”的单线并不完整。张恨水写《啼笑因缘》深受《红楼梦》影响,尤其表现在书中人物的安插与塑造上。曹雪芹写人,不仅将笔下人物置于繁复的关系网络之中,还在重要人物之间构成一组对照,或者赋予主要人物一个投影与幻象。前者如薛宝钗与林黛玉,后者如贾宝玉与甄宝玉、薛宝钗与袭人、林黛玉与晴雯等。这些对照和投影,或为人物性格的诠释,或为命运轨迹的注脚,或为人生悲剧的慨叹。在《啼笑因缘》中沈凤喜与何丽娜即构成一组对照的人物关系。张恨水将二人设计成形容近似、面貌酷肖,这并非一般“小说家言”的花招把戏,实则是借用《红楼梦》的笔法,使沈凤喜与何丽娜互为映象,以命运的反差与性格的映带写出一种人生观念和美学信条。沈凤喜的命运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她被虚荣、贪婪、软弱的负面性格牵引着一步步沉入深渊,但她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者”。何丽娜则始终积极地把握自己的命运,由一个虚荣佚荡的富家千金转变为洗尽铅华的时代女性,虽然其间有曲折、有跌宕,但这个过程充满正能量。因此,樊、何之恋如果脱离了樊、沈之恋的缠绕与对照,也就失去了意义。

  期待于来者。希望盛小云领衔的编演团队能够再接再厉、常说常新,立足今天的文化姿态对小说原著与弹词传本进行再思考、再解读、再创造,“重建”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长篇弹词《啼笑因缘》。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1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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