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车出口，这个可以有******
日前，商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地区范围的通知》。《通知》提出，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二手车出口工作的决策部署，积极有序扩大二手车出口，推动外贸保稳提质，决定新增辽宁、福建、河南、四川、河北石家庄、内蒙古呼和浩特、吉林珲春等14个地区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
当前为何要扩大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地区，此前部分地区试点情况如何，国内二手车出口情况怎样，如何助推二手车出口业务大发展？
市场潜力巨大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二手车增量最大的国家，为二手车出口提供了充足货源。
在位于辽宁沈阳的辽宁辰晟越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内，很多员工正热火朝天地忙着海外营销业务。
“截至目前，我们已向乌兹别克斯坦、希腊等国出口二手车300余台，涵盖奥迪、大众、特斯拉等多个品牌。”辽宁辰晟越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霖说。
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河北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内。近日，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内停放了近百辆准备出口迪拜的二手车，即将报关起运。此次二手车出口业务由曹妃甸金融控股集团海兴投资公司承揽。
海兴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宝津表示，曹妃甸综合保税区除了给予一定财政支持外，还专门成立了车辆管理所综合保税区分所，直接实现了二手车出口、过户、转移待出口等手续办理足不出区，即办即走。二手车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助推了曹妃甸综合贸易大港运能提升，同时也为区域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山东潍坊在积极培育发展二手车业务经营主体的基础上，于2021年6月份依托寿光市德隆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整合有关企业境外营销网络资源，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城市申报工作。依托成熟的境外营销网络体系、稳定的二手车市场资源和完善的车辆信息质量追溯管控能力成功入选，潍坊成为山东省第四个国家二手车出口试点城市。
潍坊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王启蒙介绍，对于二手车出口业务将简化通关流程，加强合规指导，引导企业用好用足海关通关便利化政策，让二手车出口驶出加速度。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2022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出口已经突破了1.6万辆。与此同时，我国出口二手车的平均单价也在大幅提高，从2019年的不足5000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近1.5万美元。
发展优势明显
作为工业制造强省和汽车制造大省的辽宁，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一直有较强优势。
此前，辽宁省内沈阳、大连两市获批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城市。根据最新通知，辽宁全域获批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
辽宁省商务厅进口服务处处长柯枫表示，辽宁拥有华晨宝马等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企业372家及汽车零配件配套企业1700余家，汽车流通服务体系健全，能够实现二手车检测、整备、维修、物流等一站式服务，在二手车出口领域有较强比较优势。
河南省郑州市已于2020年成为我国二手车出口试点城市之一。作为我国汽车产量、销量、现车存量和二手车增量较大地区之一的河南，拥有配套零配件供应充足、售后保障体系健全等特点。同时，在服务二手车出口方面，海关、金融、税收等方面的设施完善。此外，相关企业拥有多年建立的国外仓储和广泛分布的销售网点，也具备了可利用可租用的国外销售基础条件。
“二手车出口业务地区扩围看似单一商品的外贸政策，其实其价值和意义远不止此。”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宋向清说。
宋向清表示，目前国内二手车市场受制于国民消费习惯，不能快速放大。一些发达国家二手车市场相对成熟，欠发达国家二手车市场巨大。因此，扩围二手车出口试点业务地区，扩大二手车出口业务规模，不仅可以带动汽车生产和流通领域全面复苏，而且有利于提升国内汽车更新换代速度，扩大新车消费，促进汽车行业多业联动发展。
难点问题待解
我国二手车车况好、价格低，性价比比较高，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加上我国汽车生产和出口经营企业在全球建立了较好的国际营销服务网络，可以提供较全面的全方位的服务。但是，也应看到行业发展的困难。
宋向清举例说，由于千差万别的法律制度、消费习惯和社区文化等，二手车市场国内外标准的差异、出口运输成本的增加、配套零部件的可持续供应、售后维护维修保养，以及安全事故发生后的责任认定和赔付等问题都是汽车国际流通的难点。
制定二手车出口质量标准，规范二手车出口秩序的同时确保产品质量是重点。
有关专家建议，各地区应统一部署，统一培训，统一行动规范，把有关标准有理有据地嫁接到异域他国，以便二手车出口业务不断扩大，也便于进口国消费者更好地体验驾乘中国品牌汽车的乐趣。同时，有关部门应通过大数据分析，建立国内二手车出口业务资源共享机制和共用平台。利用国外二手车市场大数据调整市场布局，进行市场的自然调节，进而实现车辆的动态流通和自然淘汰。
据悉，辽宁制定了《辽宁省二手车出口试点工作专项行动方案》，切实加强工作组织领导，建立健全二手车出口工作机制，高标准遴选二手车出口企业，强化二手车出口业务指导，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全面加强业务监管。
柯枫表示，下一步，辽宁将进一步制定优化准入标准，严格遴选出口企业，研究制定二手车出口企业准入标准，规范遴选程序，支持具有车源整合能力、海外营销渠道、售后服务保障能力等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进一步完善售后服务体系，提升出口质效规模；大力发展辽宁二手车出口相关的维修整备、检测认证、仓储物流、金融信保等配套服务体系；支持企业加快国际营销网络建设，为企业拓宽市场渠道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指导企业通过自建、资源共享等方式，建立与出口规模相适应的售后服务体系，保障售后配件供应，提供维修技术支持。
“我们将细化完善工作方案，建立专项工作机制，务实高效推进二手车出口工作，为广大厂商提供一个更为畅通的海内外出口通道，帮助出口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做优。”潍坊市商务局外贸科科长王丽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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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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