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商务委:2023年年夜饭堂食预订、预制菜外卖两旺******
中新网1月15日电 据“上海商务”公众号15日消息,随着疫情影响逐渐消退,2023年春节年夜饭市场逐步进入复苏阶段,呈现出堂食预订和预制菜外卖两旺的景象。
堂食预订迅速回升
2023年春节年夜饭堂食于去年11月份启动,并出现包房一桌难订、仅大堂少有余量可订的情况。但受12月份疫情感染社会面传播影响,年夜饭堂食退订一度高达50%。随着近期疫情影响的逐渐消退,年夜饭堂食退订的复订率快速提升,年夜饭堂食预订已达80%以上。
预制菜外卖深受青睐
由于疫情的缘故,近几年预制菜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知晓和接纳。随着预制菜发展的日趋成熟,预制菜已成为市民年夜饭关注的热点。特别是由老字号餐饮品牌推出的年夜饭预制菜,深受市民欢迎,销售火爆。经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初步统计,今年年夜饭预制菜供应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0%。
上海市商务委称,针对今年春节时间早、受疫情影响市民年夜饭预订启动较晚以及食材、用工成本有所增加的实际,市商务委指导企业早筹划、早启动、早准备,全力以赴做好春节年夜饭餐饮市场保障工作,努力满足市民个性化、多元化、品质化餐饮消费需求。
具体来看,老字号餐饮品牌以及餐饮连锁品牌,积极在人员、食材、营销等方面推出各项举措,满足市民年夜饭堂食的需求。企业通过发放慰问金、开展聚餐茶谊等稳岗留工措施,鼓励员工春节期间多出勤、出满勤,激励广大员工在沪做好餐饮服务的工作热情。为扩大年夜饭市场销售,企业同时推出年夜饭半成品外卖套餐,提前采购优质食材、精心研制菜品,并推出不同折扣优惠,让市民吃得满意、吃得放心。互联网平台积极响应,推出“春节不打烊,热‘爱’送到家”、“居家嗨购,云上过年”等线上外卖活动。
同时,餐饮企业推出的年夜饭预制菜仍与去年价格基本持平,保持价格稳定。堂食年夜饭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略有小幅增长。餐饮企业持续细化市场定位,引入新品,丰富特色美食。各大品牌餐饮企业积极开拓销售渠道,进一步缩短与消费者的距离。今年,除线上商城、小程序、网上平台销售外,品牌餐饮企业积极与线下社区渠道拓展合作。(中新财经)
国是说法|江歌母亲诉刘鑫案将再开庭!泄露遗照,这种行为违法吗?******
文/赵斌
近日,江歌母亲江秋莲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说,最近在网络上流传的江歌遗体局部照片,让她这个失独的“白发人”再次备受煎熬。
死者遗体照片是谁发布的?这么做是否违法、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网上发布遗体照片是侮辱尸体吗?
2016年,留学日本的江歌在自己东京住所的门口,被好友刘鑫(现已改名刘暖曦)的前男友陈世峰杀害,年仅24岁。2017年12月20日,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江秋莲一直没有从丧女之痛中走出来,她认为刘鑫是有责任的。2019年10月,江秋莲以生命权侵权为由对刘鑫提起诉讼,并索赔两百余万元。
2022年1月10日,青岛市城阳区法院对江歌之母江秋莲起诉刘鑫生命权纠纷案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判决刘鑫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精神抚慰金20万元,并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
随后刘鑫提出上诉,2022年2月16日,二审一次开庭;2022年11月22日,江母诉刘鑫案二审将第二次开庭。
据江秋莲说,她于11月9日发现亡女江歌遗体手部照片在网络流传,目的是分析伤痕,以求证明她向公众撒谎。已逝去6年的独生女遗体照片在网上肆意传播,作为母亲,她备受刺激和折磨。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证明照片被谁泄露,但江秋莲认为,这些照片源自案卷中内容,在两国法院庭审过程中都没有向公众公示过。她已就此事向警方报案。
刑事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法律系教授、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肖怡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认为,对于民事案件卷宗内容适用一般性保密规定,不像刑事案一样有严格的保密限制。民事案件的证据一般不是通过侦查机关侦破取得,由律师调查取得或者由当事人提供。但如果涉及泄露国家机密、商业机密以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行为也将会有刑事法律风险。
在网上发布遗体照片是否有对死者不敬、甚至侮辱的嫌疑?
肖怡认为,侮辱尸体、尸骨、骨灰罪,构成要件要求犯罪对象只能是尸体、尸骨、骨灰,不能扩大解释为尸体的照片,即使非法公布尸体照片也不构成此罪,如果将犯罪对象扩大解释到照片的程度将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如果未经允许公开或披露案卷中涉及的相关内容,造成了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受到侵害的,涉嫌构成民事侵权,死者的近亲属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主张权利。
网暴究竟如何认定?
江秋莲说,除了这些照片,她还有证据证明刘暖曦一方操纵网络水军,对江歌和她进行污蔑、诽谤和攻击,各种网暴甚至连她的代理律师也不放过。
江秋莲也表示,她向网络平台投诉后,刘暖曦的相关账号已经被封禁或禁言,但还有相关疑似“水军”的账号依然存在,她正在一步步投诉中。
但是,作为一个可以表达观点的公共平台,网络上有人对某些事情观点不一致在所难免,未必一定就是“水军”。
对此江秋莲认为,有的“水军”一个人就有6个账号,难以相信这是普通网友。还有人为规避法律风险在攻击她时并不指名道姓,但评论区里却都知道说的是谁。她已就相关证据做了有效取证,认为可以指向有人组织、操纵“水军”对江歌和她以及代理律师实施网络暴力的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认为,发布推广虚假信息,操纵、利用“水军”的手段本身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如果谣言给当事人造成损害,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另外一方面,平台也有义务识别、治理和打击“水军”。
就网络暴力而言,刘晓春认为,治理网络暴力是现在的一个新问题,因为评论和观点表达是正常的网络行为,评论与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正常评论与网络暴力之间的边界目前还难以形成清晰界定标准。目前监管机关和平台都在探索以预防为主要目标的创新手段,并且已经产生较为明显的积极效果。
网络暴力这种行为到底有没有可能触碰犯罪红线?有没有可能构成“侮辱罪”或“诽谤罪”?
肖怡认为,侮辱罪和诽谤罪是两个不同的罪名。侮辱罪是指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侮辱行为必须公然进行,即在第三者或众人在场的情况下,或者能够使第三人或其他不特定的人听到、看到的方式进行侮辱;诽谤罪的构成则强调故意捏造事实并散布,情节严重的行为。所以,如果故意发布不属实、虚构的信息,更符合诽谤罪。司法解释认为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的,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被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
如果是有组织地去“诽谤”,可以适用“共犯”理论,根据实际参与行为的分工,无论是实行、帮助,还是教唆都可能面临承担相应的刑事风险。诽谤罪属于亲告罪,一般情况下是自诉,也就是需要被害人去法院起诉。对于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被害人提供证据困难的,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提供协助。
国是直通车就江秋莲等提出的一些疑问,与以刘暖曦名义向国是君发送过民事上诉状等文件的微信账号联系核实,未获任何回应;与刘暖曦代理律师联系,回应称“作为代理律师,什么都不能回应”。